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我觉得无法理解。
“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比如，，我养父的一个小学同学。上小学时，正值文化大革命，他父亲被推举到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……文革时，别人都挨斗，但他父亲很神气，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光辉形象。可是文革结束后，他就被当做‘三种人’处理了。自然，什么都没有了……最后被下放到一个工厂做了阅览室的资料员，直到退休。所以，我养父的这个同学，长大后，基本没有沾到父亲的光，反而因此受到牵连……高中毕业，连大学都没上，在家附近的一街道工厂当了工人。后来，工厂效益不好，他早早下岗在家，生活很差。家里连空调都买不起。我的养父知道后，专门掏钱给他捐了一台挂机。”鸿斌说。
“这也是。人们总看到他们在台上的风光。其实，当官也是一个高风险职位。”我说。
“我养父还有一个同学，前些年还很神气，办公司，挣大钱，经常高调给希望工程捐款。可前不久，他父亲被查出有贪腐行为，我养父的这个同学，也受到牵连，现在，父子还没有从拘留所出来呢。”鸿斌说。
“……”我无语。
“当然，也有很多混得不错的。混的好的和混得差得，大概一半对一半。”鸿斌想了想，说。
“他们中有些是子承父业，继续活跃在各级领导岗位，而且大多很年轻，还有高学历。我养父上次聚会时，就有一位发小，多少年没有见了，上次见面时才知道，人家早在外省当到省辖市的一把手了。他在同学聚餐上露了十分钟面，就立即离开了。因为，在他那个岗位，工作实在太忙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聊天喝酒……”鸿斌说。